全国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调研综述

解决秸秆难题要“回到农村”

准备去调研之前,记者就秸秆问题就遭遇了一次“城乡二元语境”之困。

专门问了一些老家在农村的朋友,“为什么烧?”他们告诉我,麦子收割后,还会留下约20厘米的麦茬,硌脚。烧了还能增加土地肥力,不烧病虫害也多。卖了也不值当,运出去还要赔上人工费和路费,有时候还根本没销路。

在一个生活在城市中并深受空气污染之害的普通人眼里,烧秸秆却是“一种缺乏远见的举动”,众所周知是被明令禁止的,因为,“蓝天、空气是大家的,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”。

城市人做出这样的判断很简单,它甚至代表着一种“绝对正确”。不过,农村的问题要先回到农村。城里人至少没有细细考虑———农民为什么“烧”,不“烧”又需要付出多少代价。

调研中,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和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领导有同样的感慨:过去,作为重要燃料和饲料,农作物秸秆是农民眼里的宝贝。如今,农村逐步用上燃气,纷纷“住上楼去”也多不再养猪养羊,秸秆失去用武之地。“付之一炬”还能增加土地肥力,自然成为最便捷、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。

追根究底,“烧不烧”本质是秸秆的价值有没有、大不大的问题,是如今在“二元语境”中常常处于弱势发声不多、种地不易且净收益本就不高的农民的利益问题。

所以,推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,就是要考虑把诸如政策支持、技术研发、市场链条延长化等等“看上去很美”的东西“变现”。

调研路上,见到了诸多好方法,“肥料化、饲料化、燃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”都有鲜活例子,秸秆综合利用已渐成气候。不过,问题也普遍存在,利用方式初级化、与农民关联最为直接的“收储运”难题尚未真正有效破解等等。正如调研组成员所说,“要鼓励和加强科技研发,做好相关政策配套,形成有效市场机制,达成产业和生态多种循环”,根本的根本,是要秸秆利用价值最大化、利用方式环保化,找到“好销路”,借此实现与农民利益需求的“无缝对接”。

调研到田边地头,更能明确感受到:秸秆问题的解决,定不能单纯沿用“城市思维”,而更应将其置于田地中,置于农村现代化的广阔视野中,站在农民的角度,保有过程意识,将其当做一项需要长期攻克的系统工程。从全过程、全工程视角看待秸秆综合利用。也唯有此,才能真正理顺关系、平衡利益,找到治本之方。(王卓)
 

注重科技研发

为利用升级提供“核心动能”

在过去,秸秆难题还不是难题,秸秆甚至是农民心中的“宝贝”。农民生产生活的燃料、饲料都能从秸秆转化。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,燃料有了替代品,养猪养羊也纷纷规模化。“宝贝”从功能上渐渐被抛弃,秸秆要再次被收集起来、重视起来,就需要科研的内在驱动。

而科研,更是贯穿秸秆利用全过程。

调研组在聊城市高唐县,第一个走访的是以秸秆综合利用为核心产业,覆盖秸秆收储、备料、制浆、造纸、环保、肥料制造、铵法脱硫直至产业链相关装备设计制造等全体系的企业。企业原型是高唐县办造纸厂。推动其转型发展,自成一个系统化、集成化循环经济体系的,正是科研的力量。

他们为降低漂白纸浆废液对水体的污染,发明秸秆本色原浆纸,减少了漂白环节,使污水中的关键指标,含氟有机物降为零;他们发明的秸秆蒸煮技术将秸秆中的黑色物质转化为黄腐酸;他们采取生态湿地原理使造纸污水排放达到三类水标准……

调研第一站,成员们已经为科技能量“折服”。后续走访,更是加深了对科研覆盖秸秆利用全程的认识。

收割机能不能把15cm~20cm的麦茬变得更低一点减少清理难度?打捆机能不能更智能效率更高?生物质发电中,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秸秆利用效率、降低投入成本的好方法?……利用水平提升需要科研、农机具升级也需要科研,调研组成员们一路观察,一路思考。

甚至在粮食育种环节,也要考虑“科研治本”。“调研路上,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”,作为调研组中的大专家,中科院院士武维华常委在调研最后,提到一个新思路,“秸秆问题上能不能‘节源开流’?开流就是加强综合利用,而节源是指,还要从减少秸秆量方向考虑。”

同样作为来自农业方面的专家,尚勋武常委和孙宝启委员也提出了相似观点,“我们的玉米秸秆一般是2米左右,国外现在可以达到1.5米。”“能不能从源头来提升这些粮食的经济系数,比如种子,还是很有提升空间的。”……

调研组成员对秸秆综合利用中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的看法“高度一致”,在他们看来,这是真正让秸秆价值最大化的“核心动能”。

理顺市场机制

为相关企业打通“发展渠道”

在调研组成员赵铁锤委员眼中,“秸秆综合利用本质上是一种供求关系问题”,供给多且无效量大,而需求则用得少、还没“用太好”。供给和需求都有进步空间,且随着科技发展,潜力巨大。不过当前,建立供给和需求畅通的对接也是当务之急。

就调研来看,山东与河南对秸秆利用肥料化、饲料化、燃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“五化”侧重各有不同。因地制宜、培育和发展适合当地情况和市场需求的龙头企业至关重要。

有了完备政策支持体系,有了先进科技研发,更要真正考量市场需要,发展壮大有前景的龙头企业。因为“利用方式能否持续,还要看终端消费能力如何”。

在山东,调研组看到了多个架构起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。种样结合,发展畜牧业、生产有机肥料;通过菌产业合作社、籽粒苋加工肥料生产合作社,探索“公司+农户”方式,既用秸秆又扶贫;生产装修行业广泛需要的板材企业;利用秸秆生产乙醇、沼气,并进行发电的企业……良好的效益让企业也更有愿望、有能力充分收集秸秆,在破解秸秆难题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在秸秆收储运环节,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。河南驻马店平舆县的调研座谈会上,秸秆收售中间人的发言,更是代表了一种趋势:一旦有销路、卖得好,市场自会引导一个群体加入,从事收储运的工作,破解难题。而随着市场完善,群体壮大,相关保障也要跟得上,如一个经纪人所提到的,“出台相关险种”。

把秸秆当做资源的综合利用,作为一种“买卖”,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供求。而属于市场的问题,也最终要还给市场来调节、更新、发展。

关注宣传教育

为全面利用打好“农民基础”

解决农村秸秆难题,也要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。尚勋武常委、孙宝启委员、陈义龙代表等多名调研组成员均表达观点:要通过市场、利益、补贴、科技、保障等条件,让农民自愿把秸秆从地里方便地拿出来。

不过在一系列条件尚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,还要侧重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、教育,让农民意识到烧秸秆的严重危害,树立现代化意识。并通过加强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理解,推动其对这项工作的支持。

调研途中,大家也在田间地头看到各种各样的禁烧与综合利用宣传标语,在山东、河南多个县的农业服务中心,负责人都向调研组成员介绍了多种舆论和教育手段,这些形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“选择”。

一路调研一路讨论总结,调研组成员观点建议各有侧重,却也基本达成共识: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大工程,综合利用虽前景广阔却也“路途漫漫”,唯有各个环节通力配合,理顺各个利益主体关系,尊重客观农业规律、市场规律,依托科技力量,借助政府与政策扶持,才能从根本上,为秸秆找到“好出路”。

调研组成员名单

率队:

马飚 全国政协副主席

组长:

田杰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驻会副主任

副组长:

罗平飞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,民政部原副部长

杨健 全国政协常委,台盟中央副主席

赵铁锤 全国政协委员,安全监管总局原副局长、党组成员,煤矿安监局原局长,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

成员:

尚勋武 全国政协常委,民进甘肃省委,甘肃农业大学教授

武维华 全国政协常委,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,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与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,中国科学院院士

王鹤龄 全国政协委员,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

孙宝启 全国政协委员,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,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

江利平 全国政协委员,台盟湖北省主委,湖北省台联会长
 

温香彩 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委员,环境保护部直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办公室副主任

潘碧灵 全国政协委员,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,省环保厅副厅长

陈义龙 全国人大代表,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,武汉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 

一句话观点

●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看法是:“刚刚起步、成效显著、信心增强、问题导向、多措并举、实现共赢”,其中也贯穿着“五大发展理念”。——全国政协委员田杰

●要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行业的扶持,比如税收减免、贴息贷款等。——全国政协委员罗平飞

●秸秆禁烧还多要靠行政手段,这应是阶段性措施。今后要考虑怎样把强制性行政性措施转变为市场性自发性行为。——全国政协常委杨健

●秸秆综合利用问题也是一种供求关系矛盾的问题,供给的太多,有效利用又太少。建议加强顶层设计,针对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。——全国政协委员赵铁锤

●秸秆问题要抓两个环节:一是怎么轻便地拿出来,二是拿出来的秸秆有人要,利用市场机制提升秸秆的利用价值。——全国政协常委尚勋武

●考虑秸秆综合利用这个经济活动,可以把通常的“开源节流”思维倒过来,即“节源开流”。一方面,如果秸秆是不好利用的无效秸秆,就想办法减掉一部分;另一方面,扩大综合利用渠道。——全国政协常委武维华

●从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角度,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,建立指导体系。——全国政协委员王鹤龄

●我国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方面,还处在初级探索阶段,光靠照抄国外经验不行,要建立符合国情的试点,并通过科技创新寻找出路。——全国政协委员孙宝启
 

调研印象

调研团成员之“最”

最爱为农民“算账”之尚勋武委员:

“你们这个联合收割机、秸秆打捆机多少钱一台?多少年能收回成本?”“湖羊养殖专业户一年收入多少?”“这个食用菌生产基地怎么带动贫困户脱贫?无人机打药一亩地要收农民多少钱?”……调研团一行人中,全国政协常委、甘肃农业大学的教授尚勋武可以称得上是最爱为农民“算账”的委员。

不论是到山东的秸秆打捆机生产企业、菌菇生产基地、畜牧企业,还是到河南的合作社、麦地里,他一直是站在负责人、农户身边的那一个。他的成串问题都有一个中心,就是农民的账是不是清楚,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。在他看来,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,最先要过“农民关”,不能仅仅靠“禁烧”解决问题,更要为农民找到好出路。换角度思考,加之恰当的利益收获,才是让农民自觉自愿把秸秆当资源利用起来的有效之道。

最爱问出“专业题”之武维华委员:

“我建议调研要多去麦地里走走!”早在调研团出发前的工作情况座谈会上,武维华常委就特别说,破解难题不能只靠开会,要去“量一量麦茬有多高”。

不过,在参加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、两院院士大会后,武维华回到调研组的第一个活动,就刚好是在河南郑州的调研座谈会。开会,就要最大化开会的效果,他在调研组第一次发声,就向河南省副省长王铁问了一个既专业又深接土地的问题,“秸秆还田,也就是近10年的事,就你们的了解,还田的可持续性究竟怎样?有没有新的问题?”

设问不复杂,却是调研组在调研过很多“综合利用之好”后,第一次问出关于肥料化有没有“不好”的问题。

“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进行品种结构调整,在不减少粮食产量的情况下,把秸秆总量控制或者降下来?”“苜蓿的国际市场价格比粮食价格还高,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种植苜蓿?”……在会上,专业问题一下要问个够。麦地里,也是向农户问不停,“这是我们的农业专家、院士,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他咨询啊!”当地合作社负责人也忍不住向农户推荐“武老师”,提醒他们把握难得的“反问”时机……(王卓)

解决秸秆难题要“回到农村”

准备去调研之前,记者就秸秆问题就遭遇了一次“城乡二元语境”之困。

专门问了一些老家在农村的朋友,“为什么烧?”他们告诉我,麦子收割后,还会留下约20厘米的麦茬,硌脚。烧了还能增加土地肥力,不烧病虫害也多。卖了也不值当,运出去还要赔上人工费和路费,有时候还根本没销路。

在一个生活在城市中并深受空气污染之害的普通人眼里,烧秸秆却是“一种缺乏远见的举动”,众所周知是被明令禁止的,因为,“蓝天、空气是大家的,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”。

城市人做出这样的判断很简单,它甚至代表着一种“绝对正确”。不过,农村的问题要先回到农村。城里人至少没有细细考虑———农民为什么“烧”,不“烧”又需要付出多少代价。

调研中,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和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领导有同样的感慨:过去,作为重要燃料和饲料,农作物秸秆是农民眼里的宝贝。如今,农村逐步用上燃气,纷纷“住上楼去”也多不再养猪养羊,秸秆失去用武之地。“付之一炬”还能增加土地肥力,自然成为最便捷、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。

追根究底,“烧不烧”本质是秸秆的价值有没有、大不大的问题,是如今在“二元语境”中常常处于弱势发声不多、种地不易且净收益本就不高的农民的利益问题。

所以,推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,就是要考虑把诸如政策支持、技术研发、市场链条延长化等等“看上去很美”的东西“变现”。

调研路上,见到了诸多好方法,“肥料化、饲料化、燃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”都有鲜活例子,秸秆综合利用已渐成气候。不过,问题也普遍存在,利用方式初级化、与农民关联最为直接的“收储运”难题尚未真正有效破解等等。正如调研组成员所说,“要鼓励和加强科技研发,做好相关政策配套,形成有效市场机制,达成产业和生态多种循环”,根本的根本,是要秸秆利用价值最大化、利用方式环保化,找到“好销路”,借此实现与农民利益需求的“无缝对接”。

调研到田边地头,更能明确感受到:秸秆问题的解决,定不能单纯沿用“城市思维”,而更应将其置于田地中,置于农村现代化的广阔视野中,站在农民的角度,保有过程意识,将其当做一项需要长期攻克的系统工程。从全过程、全工程视角看待秸秆综合利用。也唯有此,才能真正理顺关系、平衡利益,找到治本之方。(王卓)